袁枚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与山水为邻,以林鸟作伴,过起悠闲自在的隐居生活。诗人酷爱大自然,亦因得江山之助而写下大量山水景物诗。自然界朝晴夕阴,风雨多变,这就使敏感的诗人时忧时喜,进而产生创作灵感,常赋诗以抒发之。这首作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诗就是写诗人于清晨雨霁风止后推窗一刹那间的审美感受。
参考资料:完善
这首诗前二句透露出诗人对官场险恶的认识及对自己仕途不舛的懊悔;后二句描绘了诗人推窗后一种油然而生的“喜”。此诗构思精巧,比喻贴切,真挚亲切,表达了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和对山水田园的热爱。
诗一开头便展现出一个郁闷压抑、与世隔绝的形象。一连几夜的恶风苦雨,这不仅是对于天气的描绘,更是对诗人当时所处政治环境的刻画。正因为如此,诗人才不轻易出门,那扇通向外界的柴扉也变得格外地沉重。一个厌恶人世、逃避现实的诗人形象维妙维肖,活脱脱地被描绘出来。但是,诗人酷爱美景、性嗜山水的本性是无法束缚住的,诗人情不自禁地推开了通向现实的窗子,那很久未见的山。带着无尽的相思之情,扑面而来,至此诗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
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